c 个人权利的可欲性是其正当性的前提，如果个人权利是不可欲的，它还有什么正当性？又怎么由它导出契约社会的正当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个人权利的可欲性曾出现过问题，它是现代社会的演化动力，这另当别论。
这个时候学术界关注度就更高了。本科二年级我就参加《吉林大学学报》的校对工作，算是唯一的学生兼职编辑。
例如，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主要表现为确认权利，而刑法则主要表现为确定义务，这是技术问题。世界上大的法理学者，无一不与部门法的研究结合紧密，研究得比较成功的都是法理学与部门法相结合出身的。徐显明：我认为，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法理学与部门法的问题。而年轻人需要找一个领头羊，文显又是不二人选。七七、七八这两届学生，是带着思考上大学的。
通过率越高，法学教育的水平越高。第二类就是把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最高代表。在西方，把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作了划分，政治理论相当于政治哲学。
在某种意义上，社科法学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很多法学研究者对法律的理解，仅仅是从概念到概念。唯一的手段就是要求各个法学院提高教学质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义务本位的观点有它的合理性，有它的科学性。没有义务国家还是维系不下去。
郑成良：小徐，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的心理状态，我可以具体回答一下。从改革开放到2011年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时期。
文显老师当时主持会议，就没有当场回复我，后来回去看了我的短信之后，也是非常肯定，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户籍制度的改革，将是中国在权利体系一元化上、在人的主体一元化上，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主体上的平等。然后再去法学院听课，课堂上讲的东西也大多离我们的现实很远。郑成良：当一个人获得理性的启蒙，具有理性的自信之后才有能力接受自由。
第四项是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这四个时期里面，我们法治建设实质上分成了两大重点。我不是否定这个讨论的意义，为什么有意义？主要是权利本位观念现在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二是西方法治话语体系的特色不能盲目地吸收和借鉴。
所以后来我就研究法理学了。我觉得我们那代人比现在的人单纯多了，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时复杂得多，大都非常世故。
第四，关于法理学的思想启蒙作用。我重申权利本位的基本立场，人的主体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承认权利本位，如果现代法律不承认以权利为基本出发点和目的，就偏离了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公理。
所以权力的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我现在研究法治问题的文章已经超过了我研究法学理论范畴和体系建构的文章，而我们党和国家法治建设，每隔一个时期都有一个新东西，我们跟进研究。徐显明：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感觉。我们现在每年毕业的学生，包括那些非正式的，将近20万。到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你研究生毕业，然后到北大进修，接着出国。二是法学研究成果量大质低。
低级的需求，例如生理需求很容易满足。中国法治的发展可以分成两个大阶段、四个小阶段。
中国的法治道路肯定不是这两种模式，应将优良历史传统、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好经验，都吸收到我们这条道路上来。权利本位论属于权利的价值理论，贯穿于道德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等学科领域。
社会科学的创新有几个必经的步骤：一是比较，二是怀疑，三是批判，四是构建。徐显明：那是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这个寝室把饭打回来之后，没有一个人会正儿八经地吃饭，都是一边吃饭一边争论问题，晚上包括熄灯之后我们也会继续争论问题。
【作者简介】 张文显教授，吉林大学、浙江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法学评审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法学组召集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首届，不是中国法学的首届。张老师有没有什么看法？ 张文显：这个我简要说一下吧。西方已经有成熟的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政治学、法文化学、法语言学、法逻辑学、法伦理学，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法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来研究，不需要用社科法学包装。
那么我们这个引领的作用、推动的作用，对于部门法和中国法治实践来讲，能不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沈宗灵先生针对我的研究方向，曾经对我说，任何国家的法学研究都是以本国的法律现实为主要对象的，并且都是为本国的法治服务的，我们对西方法哲学的研究只能作为副业，而不能作为主业。郑成良：对啊，评委要以学术声誉做背书。
其实我们那一代人当年没有什么顾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权利本位和义务重心其实并不冲突，二者殊途同归。
理论的勇气意味着，为了真理狭路相逢敢于亮剑，泰山崩而色不变，麋鹿起而眼不瞬。所有制定得成功的民法典都体现了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这是不分地域与民族的，也不分政治体制，当然有民族特色的成分是可以的。
第三个应该是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有一个大平台，把一切都放在这个大平台上，这个大平台在中国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果学了社科法学的知识，对理解法教义学的知识没有什么作用，那它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过去讲二元结构，讲地理位置，讲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的背后是经济二元结构。他翻译我们三人的作品比较多。
现阶段需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把法治的基本公理和中国特色的实践相结合。在将来的中国特色法治体系当中，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占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优秀文化被继承、被弘扬、被发展，还有一部分是当下我们民族的创造。
社科即社会科学，社科法学即社会科学法学，这样组词类似水果苹果，也不符合语言逻辑。三是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中国法学的研究仍然深受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研究风格的支配。
徐显明：中国法学现在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脱离实际，这是我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以权利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这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学术主张，这种学术主张很快就通过学术实践得到了实现。
